封面是一个雨夜，闪烁的霓虹灯影，黑衣人，凌厉的刀锋，一看就是悬疑犯罪类型。封底的宣传语“雨夜命案，无名女尸，撕开温情假面，青港中学的朗朗书声背后，陪读村上演着黑户求生，举报复仇，绝望献祭。当人性在生存夹缝中变形，当正义沦为私刑的借口，当底层人以爱为名铤而走险……”看上去是社会推理派的故事模板，借犯罪动机的挖掘、罪与罚的诘问，揭示背后的社会和时代问题。但一个好故事，不能这样概括，就像高岭土加上柴火，不等于一盏汝窑蝉翼杯，那中间，澄泥拉坯、层层上釉、炉温火候……讲故事如烧制瓷器，手艺至关重要。
撰文 | 刘堃
《隐身者》
作者: 马亿
版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横竖
2026年2月
《隐身者》的手艺，突出体现在叙事声口的选择。第一章，作者马亿就让杀手陈春生登场，“他”静候猎物，鹰隼一般出击，杀人后平静地走进面馆，“新鲜面条喷起来的热气凝结在镜片上。他取下镜片，看到上面还沾着一滴耀眼的红色”。这样一个冷面魔王，却用一个哲学家的口吻回忆他看到过的比喻，生命是一排静立的木偶，神站在天上，用手电筒往下照，“手电筒的光圈匀速从人群里划过，被照亮的瞬间就是单个生命能够存在的时间。多么悲哀，不过是手电筒照亮而已，那么短暂”。这个叙事声口，就透露出一个讯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型犯罪故事，这个杀手“有点冷”（存在主义的味道）。
第二章，作者荡开一笔，从旁观者视角展开，讲述起青港中学的“高考神话”与周边“陪读村”的由来。再引出送女儿返校的中年警察关朗，他的双重身份：青港中学高三学生家长，负责命案的刑侦科科长，分别牵连起故事的表里——表层是命案，里层是高考军备竞赛和残酷竞争所暴露出的人性阴暗面。而故事表层的命案，如古树在地下盘根错节，它实际牵涉到一个时代的集体创伤和隐痛。受害人小雨，是一个在计划生育时代的“超生儿”，因而一直是“黑户”，无法正常上学和工作，最后沦为按摩院的“小姐”。线索指向曾与小雨当街冲突的面摊老板夫妇，老板谢正德却突然跳楼身亡，争执起因是一只狗。
一下子出现两位死者，很像是侦探小说的“案中案”，但小说后续情节的发展并没有按照类型小说那样布置连环套索一般的谜团，再让读者跟着警察层层解谜，而是让案件相关的人物一一登场，正如一出经典的展览式戏剧结构（如老舍《茶馆》），作者站在各色人物背后，用属于角色的声口讲述故事：失独父亲谢正德讲述他纪念儿子的网站，青年警察陈实讲述父亲的病，小雨的父母讲述女儿失踪前的种种挫折……多重声音的复调，如果它们彼此矛盾，读者就会陷入《罗生门》的困境，而《隐身者》的叙事复调，却共同构成了一幅复杂的拼图，读者需要耐心倾听，一点一点拼凑出故事的全貌：原来，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人物，却被命运编织进了同一张网，那张网叫做“计划生育政策”。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小雨不会成为黑户，也就不会成为按摩女，不会和陈春生相遇；陈春生也就不会因为妻子杨桂荣的意外怀孕而被停职，从教师变成泥瓦工；杨桂荣就不会因为被强制流产而身心受损，也不会在陪读村遇到当年的告发者谢正德，从而起了报仇之心，害了他的狗儿子；谢正德也不会因为失独而把全部情感寄托在狗的身上，绝望而死。
《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
作者: [美]冯文
译者:常姝
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9月
美国人类学家冯文曾经对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做过长期田野调查，她说，“大多数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城市青年是在其社会化过程中被植入了精英梦的独生子女。他们不仅是父母爱与骄傲的焦点，也被期待为将来退休后的父母提供收入、医疗费用、护理。在日益加大不平等的现代经济中，人们只有找到精英工作才能挣得足够的收入来让所有这些依附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几乎所有独生子女都渴望找到精英工作，而其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往往是通过学业上取得成就。独生子女对于精英身份的普遍渴望导致了快速的学历通胀和教育系统与就业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家长们将大量家庭资源用于独生子女的投资，尽可能使他们在向上流动的竞赛中占据优势。……独生子女是其家庭获得向上流动最后的也是最大的希望”。
独生子女政策的两端，一端是孩子作为“家庭唯一的希望”，在高度内卷的教育竞争中不堪重负，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堪忧，非虚构作家梁鸿的近作《要有光》就是关注这一问题的“文学反应”；另一端是“只有唯一的孩子”的父母，他们是否甘心“只有唯一的孩子”？他们如何看待这唯一的孩子，是把他/她视作生命的延续、意义的维系乃至信仰般的精神寄托，还是从世俗功利的角度，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她出人头地，以此作为面子和养老保险？
如果这个唯一的孩子不在了呢？如果信仰和养老保险同时崩塌了呢？这是《隐身者》关心和想要探讨的问题。至此，故事已然超越了“悬疑类型”的范畴，走向了现实主义。在纯文学的观念中，文学乃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同时也包含了“反应”的内涵，即文学以反映现实生活的方式，体现对特定历史和时代的价值判断和看法。
小说扉页上，作者马亿引用了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一原则：“每个人对于平等的基本自由的最广泛的总体体系，都拥有一种平等权利”。罗尔斯还有第二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马亿没有引用，也不必引用，因为他用这篇小说回应了他对《正义论》第二原则的理解。当“唯一的孩子”的父母因为独生子女政策而“受损”，有什么力量能让光照向他们倾斜？
电影《涉过愤怒的海》剧照。
小说对两对夫妻的书写耐人寻味。已然“人间失格”的陈春生，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他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决定“带走”他所爱的小雨，以不忍心她“像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生活为借口，实施一场对生命的暴虐剥夺；二是决定绑架作为女儿保送考试对手的关琳琳，因为女儿是他“唯一的希望”，他残存的良知让他给关琳琳的父亲、刑警关朗留下一封告白书。这个人物是复杂的，他懦弱、自私、自欺欺人，隐秘的不堪、嫉妒、仇恨、怨怼让他举起了自以为公义的私刑凶器。
法国作家加缪曾经说过，越是不爱人类的人，越是变本加厉地想要为人“奉献”——看上去荒谬的判断，却也不难从小说人物和日常世界中找到印证。陈春生的妻子杨桂荣，本来是强制流产的受害者，但她的狭隘的报复心，间接害死了谢正德。而对关琳琳的绑架，杨桂荣是暗处的策划者，她暗示丈夫去替女儿“扫清障碍”，并在警察上门调查时误导视听，读者刚要把她认定为“蛇蝎美人”似的人物，叙述者又引出她的“人物前史”，原来她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陈春生的父亲曾经性侵了她，此后她的人生主旋律就是报复，嫁给陈春生是报复，不给他生孩子是报复，怀孕了被举报，也是间接的报复。
电影《地久天长》剧照。
大概是限于篇幅，杨桂荣这条人物线展开得略显匆忙，作者为了让她的行为完成逻辑闭环而设置了一些坏人，就好像一个桌球进洞，需要另一个球来撞击。举报者谢正德就是一个“工具球”，可是作者又很想让谢正德这条线继续展开，想让他拥有悲剧人物应有的弧光。“失独父亲”这一身份本来可以有充分的叙事延展空间，为儿子纪念网站留下的诗歌令人动容，可惜他“下线”得太匆忙了。谢正德的妻子郑秋枝，则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轻易地原谅了世人。这对夫妻让人想起王小帅导演的《地久天长》（2019）。如果说这部电影对“失独之痛”的处理方式，是让父亲选择克制和隐忍，那么《隐身者》则反过来，让母亲成为包容仇恨和伤痛的“容器”，让父亲选择了执拗的纪念，甚至向外攻击——自杀是最强烈的抗议。
在表面的案件推理之下，小说《隐身者》触及的是时代创伤。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家庭，都是改变人生命运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由此引发的黑户、引产（包括给女性带来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失独等问题，是具有时代普遍性的。可以说，这个政策带给80-90年代人的集体记忆，正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历史语境下，成为可以被正视、被呈现、被反思的对象。小说倒数第二章，作者罕见地放慢叙事节奏，详细描述了胎儿引产的画面，读者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才能通读下来，也会恍然大悟，原来，堕胎钳的形状和使用原理，与陈春生杀死小雨的工具一模一样。这是一个巧合，还是一种隐喻和象征，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时代就像一个巨型的引产钳，每个人的命运轨迹都可能被它绞碎，在无常的旷野片片飞散。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刘堃；编辑：刘亚光；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富豪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